上海进行经济发展战略转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发布时间:2014-05-04 10:16:02 阅读 次
产业:产业发展适应功能定位不断调整
产业分析素来是上海历次战略讨论的核心议题,也普遍是国内战略规划的重中之重。可以看出,三次大讨论的产业分析逐步从侧重工业改造到以发展第三产业、发展高新技术、建设金融贸易中心为主导,相互之间具有较好的继承性,目标一次比一次清晰,战略一次比一次细化,也一次比一次更为注重对城市经济发展的综合考量。
解放后至20世纪80年代间,上海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努力,逐步形成目前轻、重工业并举,门类比较齐全,协作条件优越,具有一定综合生产能力,社会综合经济效益比较高的综合性的工业基地。由于当时整个国民经济的侧重点都在发展工业,1984年的上海发展战略研究理所当然地将工业结构视为经济结构中的主要部分,并着重对工业改造的提升进行讨论。
研究提出,上海工业比重高,并不说明上海先进,而是说明上海经济结构的落后和不合理。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不能协调发展所引起的消极后果,不仅阻碍了工业生产经济效益的提高,也极大地压抑了城市其他多种功能的发挥。1982年在全部社会总产值中,构成上海整个经济结构的五大产业部门,工业占了82.8%,商业占5.4%,农业占5.1%,建筑业占3.5%,运输和通信业只占3.2%。而邻近的亚太许多地区和城市,工业比重一般只占35%~50%。
研究强调,第三产业的发达程度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根据1982年统计资料,按照西方产业分类方法,上海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占6.1%;第二产业(制造业和建筑业)占71.4%;第三产业(包括电业、运输业、通信业、商业以及各种服务行业)占22.5%。相比之下,20世纪80年代初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第三产业的比重已占到50%~60%,甚至还要高。可见,上海除了工业以外,其他各产业部门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协调发展,有些反而大大后退、萎缩了(如商业及各种服务业)。
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上海进行经济发展战略转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调整上海工业内部的结构以及上海整个经济结构(即各产业部门的比例),是实现上海经济发展战略转移必不可少的手段和步骤。1984年所强调的上海工业发展的战略转移,其主要的实质内容,就是不失时机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移,也就是从主要依靠物质资源的投入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的方向转移。按照这个战略指导方针,研究设想到2000年的上海工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它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在工业内部发展新兴工业,尤其是提升电子工业和生物工程、新型材料、激光、光纤通信和工业机器人等其他新兴工业的比重。二是应用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提升技术密集程度高的加工工业(包括新兴工业、精细化工、医药化工和大部分机械工业)的比重,并下调冶金、纺织和造纸等物资消耗高、污染严重或产品同兄弟省、市争夺市场的传统工业的比重。
产业结构的调整上,1984年汇报提纲设想到1990年,上海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绝对值上升的条件下,“第三产业”在全市劳动力总数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应分别由当时的23.9%和21.9%,都提高到30%以上;到2000年,争取达到50%~60%。相应的,此次研究建议上海要把金融、贸易等各种产业都发展起来,重新成为一个金融、贸易的中心城市,而不仅仅是单一的工业重镇。此时,关于上海建设金融中心的分析还只是一个以定性化目标和国际比较为主的愿景描绘,尚未有相应具体的战略思路和具体举措。
《迈向21世纪的上海》研究还提出了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和空间布局。按照“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要求,上海应重点发展金融保险、商贸、交通通信等六大行业,加速上海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提出在产业布局上,21世纪上海将形成一个中心、三个圈层、六条发展轴线和八个中等城市为主要特征的网络型的布局模式。此外,在主报告明确上海实现建成“三个中心”战略既定目标下,子报告和专题报告不仅详细确立了上海金融发展战略的目标、原则及阶段性举措,而且确立了上海贸易发展战略的功能定位、方针选择以及阶段性目标举措。
历次大讨论的产业分析都成为上海经济发展战略定位的核心和基础,也体现出国内战略研究以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为核心的范式特色。在面向未来30年的新一轮战略大讨论中,是否需要对此作出调整和优化,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
殊途同归:认识特大型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
国际上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等领先的城市,也都是已经开展过多次类似的概念规划、战略研究,并且不断向前发展。尽管具体名称、内容、适用范围有所不同,随着城市的发展,新理念、新观点、新方法层出不穷,如城市发展从单极走向多极,从集中走向有机疏散,从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发展的模式走向了合作、交流的网络城市模式等等,将其演变历程与上海进行比较,也会带来很多启发。对比其与上海的历次战略规划研究,尽管在表达方式和内容等方面各不相同,但基于人口、土地、产业(经济发展)等关键变量,战略研究的脉络便逐渐清晰起来。
以东京的人口为例,上海和东京的人口规模变动均与经济增长、城市化历程相吻合。二战结束后,东京人口经历了恢复增长(1945-1955年战后复兴期)、快速增长(1955-1970年经济高速增长期)、稳定增长(1970-1990年经济稳定增长期)、负增长(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泡沫期和逆城市化时期)和缓慢增长保持稳定(90年代后期至今)的四个阶段,各个阶段的规划、城市战略,包括立法等都有具体的体现,这与上海三次战略大讨论分析的人口变化情况有所体现。其中东京1955-1970年和上海1990年代以后至2010年的人口规模演变状况较为近似。
再看东京产业方面,上世纪60年代是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时期, 当时的东京二、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基本上保持在36:63左右。1950年代后期至1970年代初, 东京二、三产业结构变化甚小。进入1970年代,能源危机、汇率变化(日币大幅升值)以及国内生产成本的上升、环境污染等重大变化,直接影响了东京产业发展方向及其内部结构变化,改变了以往由二、三产业共同推动经济发展的格局。1970年东京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达67.9%,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逐步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1975-1985年这一段时间内, 东京的二产比重出现上升趋势。1985年以后特别是受日美“广场协议”影响,东京二产比重快速下降。上海三次战略研究中,产业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1978年上海三次产业结构为4.0:77.4:18.6,2010年为0.7:42:57.3,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历程也十分相像。历次大讨论对上海城市未来的产业结构、产业性质、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等都进行了预测和规划。然而不难发现,从东京的历次规划中,经济发展也是重点,但是规划者并没有尝试明确指出产业的未来发展,而是在每一项规划内容中都处处以促进经济发展为重要目标,从营造一个有利于经济大发展的环境着手,来迎接可能到来的各种发展机遇。这相比对产业发展道路进行可能并不准确的预测要更加的合理、实用、可行。
因此,围绕人口、产业等关键变量,战略研究都需要给予关注,但是角度和切入点在哪里?由于外部环境、市场需求未来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对城市过去人口、土地、产业发展道路的回顾和现今国际国内大环境、各行各业小环境的分析是否就能够正确规划出未来城市发展的道路?显然值得我们在新一轮的讨论中先行进行思考,特别是对未来的重大判断,对特大型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具有重要意义。
面向未来:新一轮的战略研究需要创新思维
三次大讨论充分体现了上海特色。在今天看来,从研究本身角度出发,三次战略大讨论不仅为上海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奠定了基调、指明了方向,与国外其他大城市相比,其具有很多自身的特色和可贵之处:
一是实现了战略研究与决策性文件、政策性文件、规划纲要的有机结合。战略研究作为一项应用性研究,既不同于理论研究,也不同于政策研究。在我国特殊国情和城市体制机制下,尽管其不同于党代会的报告、五年规划的纲要,但是不难发现,前两次大讨论都形成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向中央、国务院进行了汇报并得到批复,在中央、国家相关重大决策中也均有体现。1984年大讨论通过全国决策层与专家共谋形成汇报提纲,最终推动国家文件及上海规划文件的正式发布。1992年《浦东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采纳了《浦东开发开放战略研究》中将上海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城市的目标定位,到《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多次吸收《迈向21世纪的上海》研究成果,修订确定了建设“四个中心和国际大都市” 的历史方位。
二是形成了上海城市发展遇到重大问题、面临重大转型问政战略研究、科学决策的良好氛围。中央和地方携手,政界、学界、业界等社会各界群策群力、共同谋划。在整个1980年代,上海从理论界到政府部门,从大专院校到科研机构,乃至从中央领导部门到上海的每个企事业单位都在谈论着上海的改革开放与发展思路。上海对自身前途的研讨和论证,热烈、认真,在不同的时间具有不同的特点,领域逐步扩展,内容不断深入。正如姚锡棠先生提到的“1985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上海虽然没有轰轰烈烈展开大讨论,但每两周市里面就会召开一次专家讨论会”。姚锡棠是参会的专家之一。在他的印象中,“这个形式的讨论会,比较开放和随意,话题讨论非常深入。江市长时常会亲自参加讨论,有时也会和大家就某个观点进行争辩”。
三是暗合了大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三次战略得到充分的延续和继承。按照三次大讨论揭示的上海这座城市的变迁轨迹,从老工业基地转型、城市发展空间拓展,再到国际大都市的定位,基本符合伦敦、纽约、东京等大城市的发展脉络。三次战略之间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比如1984年便对浦东开发开放有所提及;《迈向21世纪的上海》鲜明地提出了浦东新区的战略定位等。这对未来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资金、人才、信息等各类要素趋向有限的特大城市或特大城市区域集中,国家战略、区域战略都开始向城市战略聚焦,开展深化研究打下了基础。
面对新形势,再创新思维。
上海作为一个城市载体,展现未来国际国内城市发展的轨迹,探讨未来城市发展的道路,是具有典型性的。目前世界70亿的总人口中,半数以上都居住在城市之中,城市的发展将决定着人类的未来。随着人类活动和作用方式的变化,城市则将超越一般性的组织成为塑造全球发展的首要单位,成为决定世界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全球化网络中,特大型城市将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面向未来,讨论城市的战略定位需要基于新的变化和形势,寻求新的视野、新的思维、新的范式。基于三次战略大讨论的回顾和关键变量、研究脉络、方法等梳理,不难发现,过去的三次大讨论立足现实问题和发展诉求,多数还是从功能(特别是经济功能)、硬实力的角度去描绘这个城市的未来的蓝图。三次战略大讨论中,在指明大方向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在当时的条件下,许多判断和结论具有局限性。同时,通过回顾也要看到,我们需要用战略研究的思维和眼光,去确定我们思考未来三十年上海这座城市的起点。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全球范围内具有典型特色和代表性的国际大都市,向世界展示全新的姿态,服务人类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