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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将迎来新一轮黄金发展期
发布时间:2014-07-30 13:49:24 阅读

未来产业转型的动力将更多依靠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的升级、新的高级要素如金融资源、集聚资源的平台等的扩散效应等

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并不是简单的三次产业之间的递升以及发展服务业这一单线条的路径,而是呈现产业融合发展的螺旋型升级态势

所谓的发达国家的制造回归,以及第三次工业革命等比较时髦的提法在本质上实际是制造高端化,制造向高附加值环节集中的体现

在启动内需市场上,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以构建国内统一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降低地区贸易的成本,推动市场一体化的进程是我们改革的方向

2014被视为中国的“改革元年”,简政放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自贸试验区的改革促进制度创新和融入更高层次的全球化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正稳步推进。这些能否推动中国经济实现大转型,告别投资刺激的单一驱动,进入增长动力多元化、均衡化的新阶段,新改革能否与大转型实现最佳的耦合,是重塑我国在世界经济中强国地位的重要战略举措。

当前,随着经济总量和规模的扩大,特别是经济发展阶段和内生条件的变化,中国经济由两位数高速增长进入7%8%中高速增长阶段,中国经济正经历一次大的调整,中国的产业也处于重大转型的关口。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不仅仅是增长速度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经济结构的变动,新的增长动力将向结构升级、创新和服务经济驱动为主转换。在这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如何发挥产业转型在中国经济升级版中的脊梁作用,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决定了中国是否能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迈向更高水平、更高层级的发展阶段。与以往被动式的产业调整、简单地调整产业之间失调的比例不同,新形势下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在驱动力、形态与战略上都要实现重大的转变。

产业转型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转变

长期以来,我国以低成本的要素切入全球的价值分工体系,在制造环节的总量规模不断扩大。一方面,这样的成就为我国产业的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另一方面,随着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资源环境成本等要素红利的逐渐消失,要素驱动产业发展的动力将会有所下降。在此背景下,我国传统的比较优势产业将面临低成本经济体的市场侵蚀,同时,在高端产业的发展中又会与发达经济体短兵相接。因此,未来产业转型的动力将更多依靠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的升级、新的高级要素如金融资源、集聚资源的平台等的扩散效应等。但这些恰恰是我国的软肋,目前我们缺的不是上述资源的储备,而是缺乏将这些资源激活、盘活的体制机制,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归根到底是行政干预扭曲了经济主体的决策,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顶层的改革举措也为创新驱动的转变提供了最重要的保障。

产业转型向服务经济转变

当前我国产业附加值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的产业主要集中在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而在研发、设计、咨询服务等附加值高的生产性服务环节还没有很好地融入全球分工中。从产业的发展趋势来看,服务在制造的比重越来越高,服务与制造的边界也越来越模糊,服务经济对整个产业系统的渗透将越来越广泛,这一发展趋势已经超越了传统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内涵,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并不是简单的三次产业之间的递升以及发展服务业这一单线条的路径,而是呈现产业融合发展的螺旋型升级态势。与制造业相比,中国服务业长期以来存在产业过度管制、低效管制和对外开放不足的显著特征。这制约了服务业的开放和竞争,导致中国服务经济的形态难以快速发展。而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在探索服务业的开放、降低服务业的进入壁垒、重塑服务业发展机制和对接国际服务贸易规则方面都将有所突破,更为重要的是,其“负面清单”的模式、事中事后的监管模式在优化政府的管理机制、完善市场制度以及公共政策体系都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而这些恰恰是服务经济发展所需的核心条件。

推动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

随着产业的生产工序和价值链的分工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产品内分工的发展以及外包业务的发展,产业升级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目前所谓的发达国家的制造回归,以及第三次工业革命等比较时髦的提法在本质上实际是制造高端化,制造向高附加值环节集中的体现。随着这一趋势的深化,制造和制造业的经济功能可能被重新定义,国家、产业以及企业竞争力所依赖的资源基础和要素结构、全球产业竞争格局都可能被重构。但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所需的研发基础、技术人才储备、制度环境乃至市场等方面我国都难以与发达国家抗衡。因此,我们既需要在垂直方向上实现价值链的升级,从组装到研发设计的升级,也需要于水平方向的进步,即需要提高自身技术能力,以便在全球价值链的同环节中提供更高效或更精细的产品开发,在此基础上做高端。

内需将成为我国产业转型的重要动力

从需求看,随着外部需求扩张放慢和国内投资增长放缓,投资和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趋于减弱,但国内消费的拉动作用将逐步增强。这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提出了新的要求,意味着我国产业自我调节能力需要加强。在启动内需市场上,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以构建国内统一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降低地区贸易的成本,推动市场一体化的进程,解决我国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的不匹配的矛盾均是我们改革的方向。随着技术的进步与产业分工的不断深化,市场需求的层次、类型也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为了适应上述变化,企业的经营内容与经营方式也在不断推陈出新,由此衍生了许多新型的业态。譬如,由技术进步直接催生的新业态,如移动互联网的出现直接促进了各种信息网络企业的发展;产业融合也极大地推动了新业态的发展,其中以网络信息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渗透、融合最为典型,如当前发展迅速的提供购物和交易平台服务的新兴电子商务业态等。与传统的业态相比,新业态顺应市场需求而生,具有技术先进、附加值高、自我整合与拓展能力强、成长性高等特点,集成了传统业态的机能、并且赋予了新的功能,是产业转型发展与产业能级提升的重要推进器。而在新业态的培育上,一方面我们可以重点培育产业价值链高端的新业态,如研发设计、服务外包、咨询、经纪、租赁、融资、支付以及由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行业衍生出的新业态;另一方面积极推动新技术应用、新商业模式与产业的融合,扶持诸如新兴电子商务、数字内容、网络金融增值服务以及系统集成服务等新业态的发展。

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要实现上述的重大转型,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在高级要素的培育、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为经济持续增长注入新动力。因此,需要围绕“新改革”与“大转型”这一时代感极强的主题,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热点、重点及未来新的增长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我们认为,尽管我国的产业发展面临国际更为复杂的竞争环境,我们自身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低成本的资源环境等红利在下降,体制机制的惯性也给我们增加了转型的难度。但在更为彻底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对接更高层次全球化的战略部署下,我国的产业转型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黄金发展期。因为在发展潜力方面,我们有着世界独一无二的大国优势,庞大的内需市场以及正在推进的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城镇化,这些都是我们产业转型所能依靠的坚实基础。而且,随着我们产业发展的自主创新能力、产业融合发展、产业过剩等这些内部的约束条件逐步的改善,将为我们的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持久的动力。同时,物联网、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文化创意产业等新产业业态在我国的蓬勃发展更是给予了我们发展的信心。而我们需要的是市场真正在经济的微观决策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发挥应用的社会保障作用,实现经济领域的“强市场”与公共社会领域的“强政府”的有效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