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战略大讨论：探寻特大型城市发展的规律
发布时间：2014-05-04 11:09:27 阅读 次
城市作为一个有机的系统，始终处在内外作用的动态演化过程之中，不同阶段特征不同、问题不同、动力也各不相同。要更好地认识和把握这些规律，推动城市的崛起，离不开战略思路的指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省域或城市为单位的专项战略研究较少，能够有几次系统完整且影响巨大的战略研究，除了香港，内地可以说唯有上海。“不知从哪里来，就不知道到哪里去”。对过去已有战略研究进行回顾总结，是我们开展新一轮上海发展战略大讨论的逻辑起点。
我们回顾上海发展战略思路的演变，从研究本身出发，“梳理和再现当时大讨论和战略研究本身，重溯三次战略大讨论的出发点与思想源，从背景、类型、方法、内容、作用等方面透析其背后的研究脉络，对我们开展新一轮关于上海发展战略的讨论，进一步明确制定未来城市发展战略的新方法、新视野，提出新的战略思路、愿景等都可以提供很好的参照系，带来更多的启迪。
借鉴经验：
要向前看，需要先往后看
国外知名智库如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等在开展战略研究过程中，都十分强调依托长时间的研究积累，围绕某一战略问题开展系列研究，这些研究通常都有很强的持续性和继承性，在过往研究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取得长足进步，方法论和研究体系日臻完善。
如英国权威杂志《经济学人》在著作《2050：趋势巨流》(丹尼尔·富兰克林等，2012)预测世界2050大趋势中指出的“要往前看，必须先往后看”;“美国2050国家委员会、林肯土地研究所等在《美国2050》系列研究的《面向21世纪的基础设施远景规划》报告分析美国进入第三个世纪基础设施发展高速铁路的战略时，首先对前两个世纪主要战略规划及其背景、作用进行了系统回顾。”
兰德公司在提交美国国防部的战略研究报告《中印2025：比较评估》中开篇便指出，“本研究将铭记十年前的一部权威性研究—《旷日持久的比赛：20世纪的中印之争》,此研究调查了两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和相互影响……这次研究与我们的研究既相关又不同”。
《香港2030规划愿景与策略》在研究开始便提出，策略在香港历史悠久，可远溯至战后1948年为战后重建及针对从内地大量融入的移民而制定的《亚拔高比报告书》以及后来的《全港发展策略》等，这些研究的范式、框架、方法以及不足等都是后续研究的宝贵经验，总结回顾历次规划、讨论和修订，《全港发展策略》已经日臻完善，为何还需要开展《香港2030年的战略研究》—面对回归祖国、人口逆转等新情势，香港还需要再创新思维，为共同的远景另开新途径，建构一个更美好、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正如乔根·兰德斯的《2052》一书中指出的：通过回顾和总结，我们至少应该避免将自己囿于通过“一副眼镜”—即目前的主导范式进行分析的局面。借鉴国内外知名智库的经验做法，我们对当时三次大讨论的研究范式、研究过程、研究特点以及研究作用等进行一次“学习”、“解读”和“赏析”，进而尝试对三次大讨论之间的脉络、联系及其对上海城市发展的影响进行梳理，作为开展新的战略讨论的基础。
创新范式：透析上海三次
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目标导向型。根据城市目前的状况、环境、区域条件和基础来确定未来的愿景与新一轮的发展目标，以此为基准进行研究，如伦敦2030;另外一类是问题导向型，重在解决城市发展中目前面临和未来潜在的问题与挑战，如纽约2030。此外，还可以延伸出问题目标互动型和条件导向型(优势发挥型)等类型的研究。
目前国际上最新的城市战略研究大多是以目标为导向，极少数是问题导向的，这与国内以问题导向型和优势发挥型的研究类型为主的情况形成显著对比。
总体看来，上海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次战略大讨论均可以归结为问题导向型，并逐渐向目标导向型演变—从立足解决现实问题和矛盾出发，展望上海城市的未来发展。
1980年10月3日沈俊坡的文章《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探讨》引发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广泛讨论。当时的上海，财政税负重、工业经济效益下滑，城市改造和社会建设欠账很多，住房紧缺、交通拥挤、城市公用事业落后和环境污染成为了困扰上海城市发展的难题。随着全国改革开放大格局的初步开启，上海城市发展综合失衡的问题集中涌现，其城市定位之尴尬、工业发展之滞缓、社会民生之窘迫，与昔日的城市光环形成极大的反差。如何让上海通过战略转移走出困境，如何加快上海发展，进而带动全国发展，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末，关于浦东开发开放的大讨论是关注改革开放与上海城市发展方向的重大判断—当时上海身处经济发展相对下滑、城市病显现的现实困境，同时却肩负着发挥“重要基地”、“开路先锋”作用的责任和使命。当时日本经济学家小林实一项研究中曾指出，立足日本如果将亚太地区划分为五个经济圈的话，将是环渤海经济圈、闽南经济圈、华南经济圈、印支半岛经济圈、马来半岛经济圈—不难发现，当时的上海和整个长江三角洲并不在其中。上海迫切需要寻找撬动城市改革开放全局和上海大发展的一个战略支点—浦东开发开放战略研究正逢其时。
1993年的上海，迎接全球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机遇，不仅要在全国有所作为，还要在世界确立地位—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心正悄然转向亚太地区，这是工业革命以来中国所面临的最大发展机遇，而新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必然会在经济增长规模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产生。这就意味着上海完全有可能再度崛起为世界级城市。而上海要想在较短的时间内崛起成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则需要在准确把握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基础上，设定更为清晰的愿景目标，《迈向21世纪的上海》战略研究正是承载着这样一项使命，破空而出。
从1984年的战略大讨论到迈向21世纪的上海，主要是从现实问题出发。政策方针、战略举措也基本上是受需求所驱动，其中又多集中在做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上海，是否需要开放，城市向哪个方向拓展，上海之于中国、之于世界的地位和作用”等重大的战略性抉择。
放眼未来，如果以2020年为基点展望未来30年上海的城市发展，上海致力于建设世界级城市(顶级的全球城市)，需要更加重视外部环境、地缘格局以及全球发展趋势、公众的期望，在研究类型上实现单纯以问题为导向的突围，不再是简单地研究趋势推导需求，一个问题发出一个“点球”的做法，而是要立足城市的深化转型升级，寻求更具远见和符合城市未来发展规律的系统研究、整体谋划。
研究方法的创新
上海三次战略大讨论，其在研究方法的演变可以大致概括为三个方面：从定性分析到越来越强调实地调研、定量预测转变;从政府主导、理论研讨到广泛参与、跨界互动转变;从立足上海、着眼国内到全球视野、国际眼光的转变。研究讨论的科学性不断增强，研讨范围也越来越广、问题也越来越深刻。
首先，研究从定性分析到越来越强调实地调研、定量预测转变。相较于1984年上海经济发展战略和浦东开发开放两次讨论，《迈向21世纪的上海》子报告《上海建成“三个中心”的产业发展目标》中通过建立在人口、经济、环境、教育方面的数学系统模型，通过仿真模拟支撑发展战略的参考系数，来预测上海2010年的经济规模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在子报告《上海建成“三个中心”的社会发展规划》、《上海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中还通过建立三级指标体系对教育、文化、环境、卫生、社会福利的目标定位进行了指标量化设计。
三次战略大讨论均以大量的先期实地调研奠定基础。1984年围绕工业技术改造问题展开，课题组对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行业，以及纺织、机械等部门，进行了深入调研，从而准确把握了上海工业存在的症结;《迈向21世纪的上海》由时任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带队，课题组进行大量的海外调研，访问了新加坡和香港，全面深入地考察了当地的金融、贸易和航运业，参与的还有多个相关的政府部门委办。历次大讨论都充分动员社会各界充分参与和互动，参与范围也越来越广。
沪公网安备 3101160200152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