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南老工业区的转型：产能淘汰的艰难选择
发布时间：2014-01-28 16:39:08 阅读 次
如何淘汰落后产能，是川南老工业城市群在转型升级中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从成都一路南下交流下来，多个地方领导和经济发展部门负责人认为，这牵涉到西部崛起中发展模式。
作为主管工业的地方经信委曾绞尽脑汁向四川省级上报名单——拟淘汰的落后产能企业。
以建筑交通业的必需材料水泥为例，汶川地震后3年内，四川水泥投资猛增，产量增速为46%、49%、21%，为全国第一，但从2011年年中开始水泥价格持续下降，至今仍徘徊在底部。
2010年四川省面上水泥产量约1.32亿吨，排全国前三，但实际产能高达1.6亿吨。按照四川省经信委的规划，2013年要淘汰水泥落后产能600万吨，这涉及到川南城市群近50家企业。
从程序上而言，省上要求地方政府先汇报计划淘汰多少产能，然后要求上报企业名单，再统一发布。对地方而言，“淘汰谁”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1.6亿吨，排来算去综合平衡只淘汰了600万吨，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四川省社科院一位学者对本报表示。这也显示出，水泥是地方的重点支柱产业。
淘汰落后产能意味着“割GDP的肉”，而后续产业以及成长型产业在短时间内难以弥补。“所以我们要算账，如何保持平衡，”一位经信委负责人告诉记者，“后续选什么产业项目让我们头疼。” 2012年内江淘汰企业33户，占比6%，“泪水比汗水多”，内江经信委副主任罗建阳告诉记者。
“即使是愿意来投资的企业，很多都是其他地区转移的，上或不上也是难题，这还牵涉到各种审批以及较为紧张的用地指标。”
即使是淘汰之后，也面临着现实的问题。“尤其是一些老企业的老职工安置问题，历史上欠了很多社保债，都需要地方来买单。”
淘汰产能的一个标准是衡量企业的生产线技术水平，过于老化的可能面临淘汰。企业就此也“各显神通”。“一家本在淘汰名单上的老国有水泥企业，突然说他们通过央企渠道获得一笔技术改造资金，所以就不在淘汰范围了。”上述官员颇为无奈。
“所以，如果适当降低对经济增速的要求还可以，但现在对成长指标抓得比东部地区还紧，动不动就是几年之内实现翻番目标。”
另一方面，从本报记者查阅的财税数据看，来自土地的收益对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贡献占比大约在50%，“与东部相比，虽然表面上看目前的房地产价格数字不高，但原有的基数很小，所以成倍的增幅是非常吓人”，一位发改委副主任向记者坦言。
与此同时按常理，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占比GDP约在10%左右，但在川南几个城市，如宜宾2011年这一比例为5.9%。
有财税研究者向记者分析，在中国税制的中央集中模式下，这与宏观税负高低无关，深层次的因素则是GDP对财税收入的贡献度偏低，一方面显示出GDP的水分和虚高，但更显示出整体产业结构的落后。
可以佐证的是，自贡在“十一五”期间工业每万元增加值仅贡献地税收入206亿元，三产每万元增加值贡献地税收入为568亿元，只相当于四川省的一半，表明税收经济含量较低。
事实上，川南城市尚未摆脱“吃饭财政”，如果一般预算收入中剔除转移支付，则这一比例会更低。
所以，对川南城市而言，在中国大区域平衡发展战略中，是选择渐进式的滚雪球发展，还是选择跨越式的超常规发展，是对当下政绩观的一个严重考验。
作为主管工业的地方经信委曾绞尽脑汁向四川省级上报名单——拟淘汰的落后产能企业。
以建筑交通业的必需材料水泥为例，汶川地震后3年内，四川水泥投资猛增，产量增速为46%、49%、21%，为全国第一，但从2011年年中开始水泥价格持续下降，至今仍徘徊在底部。
2010年四川省面上水泥产量约1.32亿吨，排全国前三，但实际产能高达1.6亿吨。按照四川省经信委的规划，2013年要淘汰水泥落后产能600万吨，这涉及到川南城市群近50家企业。
从程序上而言，省上要求地方政府先汇报计划淘汰多少产能，然后要求上报企业名单，再统一发布。对地方而言，“淘汰谁”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1.6亿吨，排来算去综合平衡只淘汰了600万吨，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四川省社科院一位学者对本报表示。这也显示出，水泥是地方的重点支柱产业。
淘汰落后产能意味着“割GDP的肉”，而后续产业以及成长型产业在短时间内难以弥补。“所以我们要算账，如何保持平衡，”一位经信委负责人告诉记者，“后续选什么产业项目让我们头疼。” 2012年内江淘汰企业33户，占比6%，“泪水比汗水多”，内江经信委副主任罗建阳告诉记者。
“即使是愿意来投资的企业，很多都是其他地区转移的，上或不上也是难题，这还牵涉到各种审批以及较为紧张的用地指标。”
即使是淘汰之后，也面临着现实的问题。“尤其是一些老企业的老职工安置问题，历史上欠了很多社保债，都需要地方来买单。”
淘汰产能的一个标准是衡量企业的生产线技术水平，过于老化的可能面临淘汰。企业就此也“各显神通”。“一家本在淘汰名单上的老国有水泥企业，突然说他们通过央企渠道获得一笔技术改造资金，所以就不在淘汰范围了。”上述官员颇为无奈。
“所以，如果适当降低对经济增速的要求还可以，但现在对成长指标抓得比东部地区还紧，动不动就是几年之内实现翻番目标。”
另一方面，从本报记者查阅的财税数据看，来自土地的收益对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贡献占比大约在50%，“与东部相比，虽然表面上看目前的房地产价格数字不高，但原有的基数很小，所以成倍的增幅是非常吓人”，一位发改委副主任向记者坦言。
与此同时按常理，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占比GDP约在10%左右，但在川南几个城市，如宜宾2011年这一比例为5.9%。
有财税研究者向记者分析，在中国税制的中央集中模式下，这与宏观税负高低无关，深层次的因素则是GDP对财税收入的贡献度偏低，一方面显示出GDP的水分和虚高，但更显示出整体产业结构的落后。
可以佐证的是，自贡在“十一五”期间工业每万元增加值仅贡献地税收入206亿元，三产每万元增加值贡献地税收入为568亿元，只相当于四川省的一半，表明税收经济含量较低。
事实上，川南城市尚未摆脱“吃饭财政”，如果一般预算收入中剔除转移支付，则这一比例会更低。
所以，对川南城市而言，在中国大区域平衡发展战略中，是选择渐进式的滚雪球发展，还是选择跨越式的超常规发展，是对当下政绩观的一个严重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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