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三省十年考：资源枯竭型城市如何艰难转身
发布时间：2014-01-28 16:37:43 阅读 次
1949年秋，东北三省迎来了激情燃烧的新岁月。
作为抗美援朝的大后方，东北的发动机从未停歇。“一五”时期，由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中，有50多个落户东北三省，承载着中国“大工业”梦想的哈电集团、一重、一汽、沈飞、东重，坚实地走进了东北人的生活。
东北人自豪：他们创造了东北工业的繁荣，也成就了东北农业的辉煌。
然而转眼间，一个灿烂的时代过去，曾经立在潮头的东北三省落后了。1978年以来的20多年间，东北三省工业总产值在全国所占份额一路下跌，工业在全国的排序不断后移。
上世纪9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矛盾显现，大批职工下岗失业。体制性的矛盾，再加上思想的保守，使得以辽宁为代表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出现引起多方关注的“东北现象”。
“东北振兴的工作一直牵挂着中央领导的心。”国务院原振兴东北办副主任宋晓梧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面对这种落后的局面，一场酝酿已久的变革再次将东北推向了历史的前台。
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正式印发，标志着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启动实施。随后，东北地区各省市振兴规划相继出台。已经成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东北三省，踌躇满志，开始了一次新的跨越。
此后的十年，吉林、辽宁、黑龙江和2006年被纳入的内蒙古东部五盟市(即蒙东地区)共同打造东北经济圈，顺势而为，促进区域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
十年来，“工业老兵”辽宁浴火重生，“共和国的装备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衰落、阵痛之后，令全世界的竞争对手们刮目相看，但它们的创新并不能短期奏效，利润水平低、缺乏国产品牌，各个层面的创新与调整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十年来，工业农业一肩挑的吉林，创造了国企改制的“吉林模式”和“吉林速度”，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让吉林闯进了国际的视野，但如何破解现代农业、工业、服务业之间的矛盾，如何扶持民营经济，城市发展如何打破资源消耗模式将是吉林接下来亟待解决的问题；
十年来，为祖国输出了大量的原油、原木、原粮、原煤的黑龙江，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时期，各方面水平均有提高，企业与地方合作，为城市发展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但黑龙江传统优势产业比重大，企业竞争力下降，精深加工水平和比重低，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缓慢；
蒙东地区纳入东北振兴规划五年来，在主导产业培育、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社会建设、开放合作等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有力举措，经济社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但该地区基础较为薄弱，目前加快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体制性、机制性、结构性问题。
有评论认为，东北振兴，不仅仅是老工业基地的新生，更是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振兴东北一词的内涵，在经过十年的积淀和发展之后，在如今新的经济形势下显得格外厚重。
2013年，时逢国家实施振兴东北战略十周年，“东北”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7月8日，国务院作出决定，对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组成人员作出调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担任小组组长，组内成员也大多由各部委领导组成。
7月17日，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印发2012年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工作进展情况和2013年工作要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整个东北老工业基地2013年工作作出部署。在本次《通知》中，针对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的产业发展和转型格外重视，发改委表示将全面推动老工业城市及老工业区调整改造。
《中国经济周刊》从国家发改委东北振兴司了解到，振兴东北计划将出新政策，目前东北各省区已经达成环保、交通、农业、旅游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协议。
辽宁“工业老兵”新生：国外竞争对手从不屑到敬畏
这里，是李志英最爱走的北二路。空闲的时候，他喜欢开车沿着这条路缓缓行进，从东头到西头，边走边回味这条街十年来的变化。
李志英是沈阳市铁西区发改局局长，每当他身处北二路，这条街道的前世今生便会在他的脑海里翻腾，已经天命之年的他还是会因此激情难抑。
北二路是沈阳市铁西区一条赫赫有名的街道，曾经有37个大型国有企业坐落在这条街道两旁，它们共同创造了共和国工业史上350个第一，堪称中国工业的发源地。十年来，在辽宁发生的所有故事，也都要从这条有100多年历史的马路说起。
“排头兵”突然就老了
上世纪90年代之前，北二路的故事是一个辉煌的故事：机床一厂、机床三厂、锅炉总厂、有色冶金总厂、汽车齿轮厂等十几家超大规模企业聚集于此。
它们在我国工业还是一穷二白的时候，创造了众多的“第一”：我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艘万吨巨轮、第一台组合机床、第一辆内燃机等等，辽宁也因此被誉为“共和国装备部”，成为中国工业的“排头兵”。
北二路所在的沈阳市铁西区更是中国工业绕不开的神话。当时，在装备制造业圈子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全国看东北，东北看沈阳，沈阳看铁西。”这里曾经是中国规模最大、密集度最高的重工业和装备制造业基地，号称“东方鲁尔”。
然而，上世纪90年代之后，北二路的故事变成了一个酸楚的故事：这些曾为中国工业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企业因为种种原因深陷泥潭，大部分企业或破产，或关门，没有一家盈利。
香港一家媒体曾以《下岗之城愁满容》为题，整版报道了沈阳铁西千余家国企95%亏损，30万产业工人13万人下岗待业。
“1996年11月，在一次大会上，到会者每人发了一根香肠以示安慰后，生产出我国第一台拖拉机的大型国有企业——沈阳拖拉机厂就这样宣布破产了。”李志英当时是铁西区经济发展局局长，与这些企业接触较多，见证了当时惨淡的景况，他向《中国经济周刊》回忆，“那时候，整条街道流行着这么一句话：洗手没有肥皂，干活没有手套，什么时候发工资不知道。”
悲观、无助、失望、焦虑的情绪从沈阳铁西弥漫开来，当年的“排头兵”仿佛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不堪重负的“老兵”。
为何工业基础优势如此明显的辽宁会走进发展的死胡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迟缓，旧体制的影响根深蒂固，人们对改革的理解不深刻等，导致老工业基地逐渐失去竞争力，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差距逐渐拉大。”李志英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
李志英用一个形象的对比来解释辽宁落后的原因：“在国家政策面前，南方看到‘绿灯’使劲跑，看到‘黄灯’抓紧跑，看到‘红灯’迂回跑，经济始终处于发展的状态之中。而辽宁呢？看到‘绿灯’跑得慢，看到‘红灯’停得快，屡次错过发展机遇，几个回合下来，就被南方远远落下了。”
当辉煌不再，辽宁这个“工业老兵”，正站在起伏摇晃的甲板上等待救援：要么慢慢等死，要么涅槃重生。
铁西阵痛中重生
2003年10月，在铁西区已经是一潭死水的时候，国家启动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为铁西区这个百病缠身而又没有腾挪空间的工业巨人撕开了突破体制束缚的口子。
为了让铁西区尽快走出困境，沈阳市成立铁西工业区改造办公室(下称“铁改办”)。“开始的时候，大家对铁西区的现状是一筹莫展，唯一的共识是，铁西区改造不能再走以往的路子，需要全面创新来进行突破。而突破的焦点就是解决‘人往何处去、钱从哪里来’的难题。”现任铁西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任铁西区工业改造指挥部副总指挥的王振中2009年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之后，沈阳市政府为铁西区谋划了一个“东搬西建”的总体改造方案，把部分老企业从铁西区搬到经济技术开发区，利用市区与郊区形成的地价差获得资金，帮助老企业安置职工、转换机制、改造技术。
但是这个方案在实施当初受到了不少质疑和反对：“树挪死，人挪能活吗？况且是数千人的大厂？！”
最难的问题在于，当时这些国企都归机械工业部直接管理，沈阳市委并没有管理权限，论级别，很多国企负责人比大部分改造办公室负责人的行政级别要高得多，沈阳市委的这个方案几乎没有执行的可能性。
直到中央批准辽宁省委的申请，把这些国企的管理权限下放到市委，方案的实施才见到转机。
事实证明，这个方案可以说是让那些将死的企业脱胎换骨的关键所在。以沈阳农机工业总公司为例，仅地价差这一项，该公司就拿到了2.4亿元，其中8000万元用来还清欠职工的钱，5000万元完成了职工并轨，其余的1.1亿搞厂房建设、技术改造。
除了搬迁企业，辽宁省经贸委联合省国资委成立了国企改革办公室，这个部门的主要职能是，通过破产重组一些企业，提高竞争力。
李志英说：“那些可以改造升级的通过联合重组，组成一个新的企业；那些没有发展前景的就破产处理。”2004年前后，沈阳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沈鼓集团”)与沈阳水泵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气体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战略重组，成立新沈鼓集团；沈阳重型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沈阳矿山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并重组成立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北方重工”)；沈阳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被中国变压器行业首家上市公司——新疆特变电工成功重组并购。
深刻的变革让铁西区阵痛中获得了新生。10年前，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沈阳机床”，000410.SZ)销售收入只有20亿元，10年后，该数字已达200多亿；北方重工的销售收入10年也增长近10倍。铁西区2002年财政收入不到4亿，2012年则已过百亿。
2007年，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振兴东北办授予“铁西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暨装备制造业发展示范区”称号。
铁西的成功经验逐渐被辽宁其他老工业区复制和借鉴。辽宁省振兴办主任刘强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这是铁西区探索出来的一条路，之前并没有成功的案例可借鉴，铁西是振兴十年来，辽宁体制机制创新的缩影，也可以说是辽宁十年振兴最宝贵的经验。”
现在，行走在北二路，颓圮的灰霾早已散去，车水马龙的商业街开始讲述新的故事。
秉承制造业的纯粹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这十年的增长数字算不上奇迹，然而，辽宁振兴真正的光荣并不在于数字，而是数字背后的意义。
沈鼓集团董事长苏永强告诉记者，对于这些年来的变化，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外国人对辽宁企业态度的变化。“10年前，国外的装备制造企业对我们是‘不屑’；5年前，改革振兴初见成效的时候，我们开始感受到他们的‘尊敬’；今天，他们已经把我们当成可以同台竞技的对手”，是“敬畏”。
“我们的企业都是在装备制造业领域苦苦打拼的‘老黄牛’，虽然核心技术突破很难，但是一旦有所突破，对于国家来说，意义空前。”刘强说。东北振兴战略实施十年来，正是这些“老黄牛”通过自己研发的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
盾构机是专门用于隧道挖掘和地铁建设的一种大型设备，但是一直以来，我国没有生产盾构机的能力。无论什么工程，只要需要盾构机，就必须依靠进口。
2004年，北方重工通过与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生产盾构机的权威企业技术合作，迅速掌握了世界顶级的盾构机生产技术，先后为武汉长江隧道、青海的饮水工程提供了我国自己生产的盾构机。
“咱们自己的盾构机出来以后，国外的盾构机就不敢要价那么高了。之前国外生产的一台盾构机要7000万元人民币，现在他们的价格就降了一半多。”李志英说，以前机器的维修配件都需要进口，进口一个零件，光报关就得3个多月。自从有了国产盾构机，在家门口就可以解决问题。
沈鼓集团研制生产的64万吨的裂解气压缩机组，也将国外产品打回原形。“国外公司都吓坏了，因为这是顶级技术。”苏永强说，而且沈鼓集团一个机组的价格为7000万元，低于进口一半以上，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资金。
“今天，在大家纷纷热衷于寻找‘钱生钱’的门路时，辽宁却一如既往地秉承了制造业的纯粹，这是辽宁独有的价值，也是对辽宁振兴十年来所得所获的最好注解。”望着办公室窗外的厂房，李志英感慨道。
高速增长十年之后，装备制造业仍然是辽宁省的第一支柱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1.8%。
“尽管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国内装备制造业发展面临利润水平低、创新能力弱、缺乏国产品牌等一系列问题。这种创新并不是短期内就能奏效的，各个层面的创新与调整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刘强指出。
用十年时间，辽宁重新找回了昔日的光荣和骄傲。刘强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国家发改委正在组织研究东北振兴新十年的政策文件，“前十年的振兴政策导向主要是解决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以解决困难为主，新十年的振兴要以促进转型升级为主。”
数读东北振兴十年
2004—2008年，东北三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均保持在30%以上，且大大高于全国增速。实施振兴战略以来，东北三省的投资环境有所改善、政策效应开始显现、招商引资吸引力增强，东北吸引国内外投资的洼地效应正在显现。2008年，辽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破万亿，此后几年，该项数据始终大于黑龙江和吉林的总和。2009—2012年，东北三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减弱，在2011年仅为6.24%，2012年回升至26.34%。
吉林血气方刚：吉林速度与长吉图勃兴
许多老一辈的吉林人，比年轻人更能说明白坐“过山车”的感受。一起，一落，大半生已过。
如今，他们清楚地记得，当年，吉林姑娘要找对象，对方在国企上班是最理想的标准。他们也会感叹，当年在不同老国企之间随意的工作选择，使得各自命运殊途。
罗昭强是幸运的。1990年，19岁的他被分配到长春客车厂。在这个生产全国近一半客车的老国企中，领着每月60块的工资，罗昭强最大的梦想，是工资能涨到100块。
彼时，罗昭强的生活，与长春拖拉机厂、缝纫机厂、柴油机厂，甚至汽车厂(一汽)等众多吉林国企的年轻工人一样，安稳而平静。
然而，他没有想到，仅仅5年之后，工厂的“铁饭碗”就被打破。生活节奏骤然紧张的罗昭强，嗅到了大改革的气息：与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同步，长春客车厂在全国率先宣布停止生产部分产品，开始进入日后难以想象的整体升级换代时期。
国企改制创造吉林神速
2002年，东北振兴战略诞生“前夜”，长春客车厂完成股份制改造，化身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长客股份”)，成为中国北车集团的中坚力量。
这一年，作为吉林工业标志的长春一汽，完成了“天一重组”，与丰田公司开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跨国合作。典型“大而全”模式的老国企一汽，迈出了脱胎换骨的第一步。同年，一汽员工人均年工资提高了近30个百分点。
然而，接下来的2003年，寒流来袭。订单骤减的长客股份，陷入全员放假的尴尬境遇。每月360块钱，是罗昭强的全部工资收入，3个月上一次班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多。不少“挺不住”的工人，纷纷离开，自谋出路。
暴风骤雨般的国企改制席卷吉林。许多人不相信，下班时如开闸放水般涌出数千工人的工厂大门，突然变得冷清。
2003年10月，东北振兴战略启动实施。到2005年底，吉林省用一年时间完成了816户、涉及百万人的重点国有工业企业改制任务，在东北率先完成国企攻坚，实现振兴的微观经济基础就此奠定。这不仅创造了国企改制的“吉林模式”，也创下了“神速”。
坚守到底的罗昭强，至今庆幸自己的选择。随着我国铁路大提速和高包车订单的到来，长客股份疾速反弹。短短几年，现任常客股份首席操作师的罗昭强，已体验到另一种“神速”：从时速250公里到时速380公里，吉林制造开始不断刷新中国高速动车组的最高速度。
国家项目“别人不敢接”
十年间，东北三省经济增长速度始终位于全国前列，而吉林省是东北三省中增长最快的省份。吉林的财政收入十年增长9倍，工业利润增长了近12倍。
与工业的高速增长相应，作为农业大省，吉林还实现了粮食生产九连增、玉米单产十连增；全省外贸进出口额也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
但一路疾行，吉林却并不轻松。如今，全省经济总量仍在全国第22位徘徊。“盘子太小”，吉林选择用规模增量带动质量提升、结构优化。
在吉林的一些专家看来，如曾经开创民族汽车工业、现今突破中国高铁事业一样，越是最难做的事情，越要交给老工业基地来做。因为往往类似这样的国家层级项目，“别人都不敢接”。
重压之下，要么垮掉，要么壮大自己。十年来，吉林以实际行动乘势而上，也催生了吉林工业众多的“国家形象”。
今年4月，一汽集团红旗品牌以全系车型阵容，在上海车展亮相，上演“红旗归来”。中国汽车工业黄金十年渐远，国内自主品牌仍无人敢做领衔。而谋求三线布局的一汽集团，已把战略重心倾斜到自主品牌的再次突围上。
作为新中国地铁工业摇篮的长客股份，如今已在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打开市场，出口产品数量在全国同行业尚无人及。现在，围绕长客股份，新的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产业园区已在长春铺开，世界上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的专业化高速动车组制造基地坐落其中。
同样在国际上刮起中国风的，还有吉林的农产品加工业。2003年以来，吉林农产品加工业以爆发增长之势，超过石油化工业，成为吉林省第二大支柱产业。大成、德大等一批新贵的技术能力，从国家队升至国际队，成为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的新锐代表。
吉林多年积淀的产业、技术、人才优势，与吉林人对大工业基地的感情与文化积淀，都成为重振旗鼓的力量。
资源型城市“乾坤大挪移”
掀起国企改制风暴、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推动棚户区改造、突出发展民营经济、打开对外开放大门、激活县域经济……从城市进入到广大县域，振兴的视线几乎触及吉林的每一个人，新旧交替的痕迹如此鲜明。
尤其对于因资源而兴、又因资源而衰落的小城来说，浴火重生般的转型再造之路，更是惊心动魄。
200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中，全国失业率最高的县区都集中在东北，如辽源、阜新、抚顺，都是资源型城市，失业比率最高的又大多是煤矿工人。
吉林辽源在原煤产量最高时，曾经占全国总产量的4%。但与东北许多默默无闻的小城一样，倾囊而出所导致的“体力透支”，让辽源迅速陷入资源枯竭、产业不兴、经济停滞的困顿中。
2005年，辽源被确定为全国5个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城市之一。产业重塑、城市功能重塑、生态环境重塑，辽源人仿佛做了一场悠长而轰轰烈烈的梦，醒来恍若隔世。此前，煤炭采掘业占辽源工业总产值最高曾达80%以上，至2012年，辽源接续产业反而占到工业总产值的近80%，完成了“乾坤大挪移”。
如今的辽源，矿山已化身区域中心城市，煤矿塌陷区摇身变为矿山湿地公园，享有中国梅花鹿之乡、中国琵琶之乡，中国农民画之乡美誉的辽源，正在打造国内第三个云计算中心，辐射推动东北地区的“数字城市”建设。
从长吉图瞄准国际市场
辽源的转型虽然成功，但不能简单复制，更多城市正在等待新的机遇。
最早由一批吉林学者推动，经过20年筹划，2009年8月30日，《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复，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下称“长吉图”)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迄今唯一一个国家批准实施的沿边开发开放区域。
国务院指出，图们江区域是中国参与东北亚地区合作的重要平台，以吉林省为主体的图们江区域，在我国沿边开放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加快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是新时期我国提升沿边开放水平、促进边疆繁荣稳定的重大举措。
吉林省明确了长吉图在未来所扮演的角色：我国沿边开发开放的重要区域、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门户、东北亚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平台、东北地区新的重要增长极。
“长吉图”究竟能为吉林带来什么？答案也许就在这三个字中。从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到如今长春、吉林的整体开放，吉林老工业基地的核心城市已经开启新一轮的大开发进程。有专家认为，抓住这次国家战略的开发机遇，吉林将最大限度地发掘出既有及潜在的优势，成为在优势、功能及特色上都独一无二的吉林。
吉林所瞄准的，不光是东北，也不仅是东北亚，实际上是整个国际市场。吉林将可能以东北全面振兴的“旗手”角色，展示中国融入国际发展大潮的新姿态。
未来十年，吉林老工业基地并没有老，相反，正血气方刚。
财政收入
2003—2007年，东北三省财政收入稳定增加，但增速仍低于国家水平。2008年以来，随着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积极转变，结构性矛盾逐步缓解，经济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因为经济外向度较低，所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相对较弱，东北地区全年经济增长依然基本保持了实施振兴战略以来较快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
2008—2012年，东北三省的财政收入增长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高出几个百分点。
2011年甚至比国家财政收入高出近8个百分点
进出口贸易额
十年来，东北三省进出口贸易总额同比大幅度增长，但相对于全国而言，增速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进出口贸易总量较小，仅占全国的4%，不及广东省的1/6.
黑龙江回归黑土地：多要政策少要钱瞄准新十年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最初设计的具体目标主要有两个：第一，整个东北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重由降转升。第二，人均收入达到沿海地区平均水平。
然而，参照这两个标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目标在十年后没能实现。
黑龙江省社科院原院长曲伟用数据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排除掉落在最后的黑龙江，上述两个目标才可以说实现了。
然而，作为中国“原”字号产品重要保障的黑龙江，不可能被排除在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地区之外。
近5年来，黑龙江迎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好时期，“农民收入由全国平均水平到上游水平，高等级公路由全国下游水平上升到上游水平，保障房建设、棚户区改造在全国上升到第10位，对外贸易达到全国中游水平。”曲伟表示，但是，黑龙江经济总量的弱化，基本上“没有改变每4到5年经济总量在全国后退1位的状态”。
这个为共和国输出了大量的原油、原木、原粮、原煤的省份到底怎么了？
黑龙江成政策受惠最少地区？
蓝天、湿地、绿树、高楼、宽敞的街道、清新的空气，如果不是随处可见的“磕头机”，记者很难想象这里是曾经一片盐碱地的大庆。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是这个1979年才正式成立市政府的城市的最大特点，但是现在，相隔几十公里的各个区被绿化和日渐拔地而起的高楼连接成一个开阔而崭新的城市了。
谁都无法否认，这里的改变，离不开大庆油田——这个每年利润总额始终保持在中石油60%左右、现金流贡献保持在中石油80%左右、对黑龙江当地的贡献达到70%左右的企业。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十年来，是大庆地企关系最好的时期。”大庆市发改委副主任邹晓霞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地企关系的协调发展成就了大庆的发展史，改造绿地、植树造林、参与民生工程。“近三年来，大庆油田民生投资就超过500亿元，其中直接投资就达220多亿元。”大庆油田总经理王永春说。
但在邹晓霞眼里，仍有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也可以这样说，大庆并没有得到多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政策的优惠。”邹晓霞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由于城市的特殊性，石油经济占大庆全市经济的比重达46%，地方财政收入的40%以上来源于石油经济，接替产业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大多与石油经济关联度强。同时，中直石油石化企业自主经营权有限，融入地方经济困难较多。受目前的分税制度影响，央企对地方财政增长的贡献有限。政策支持力度不够。
邹晓霞讲述了一个细节：“去年国家发改委组织中资咨询机构40多人到大庆看了11个项目，很遗憾，没有一个项目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有关。大庆最有优势的是石油，但是没有使用优势，炼油能力空闲。玉米深加工项目坚决不让上，我们只能卖原粮，如今，因为禽流感南方深加工企业拒收而堆积的玉米没办法进行深加工。”
而放眼全省，黑龙江省发改委提供的数字显示：十年来，黑龙江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11.8%，地区生产总值增长2.2倍，地方财政收入增长5.99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1.57倍和2.2倍。
这些显然不够，“和自己纵向比进步不少，和兄弟省横向比，差距增大”。在曲伟的记忆里，1978年，黑龙江GDP在全国排第8位，2012年是第16位。而2011年还在黑龙江后面的四川省，一年时间其经济总量就超过黑龙江800多亿跃升到第9位，黑龙江职工人均工资现在全国排第31位，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人口增长缓慢，以及“每年流失的人才就达1万人左右”。
工业增加值下降最多，从2003年的第13位下降到第19位。铁路建设滞后，十年间黑龙江高铁新增80公里，同期全国增加9000公里；新增铁路支线600公里，全国新增则是25000公里，“这部分的欠账就是几百亿上千亿。”
黑龙江之前没做好准备
一个共同的认识是，资源枯竭和原主导产业失去优势是东北乃至黑龙江衰落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其他地区实施种种优惠政策的同时，对东北的发展缺少政策性优惠。但也有不同的看法。
“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不是国家对黑龙江不支持，而是我们自己没有准备好。”曾主政大庆和哈尔滨的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盖如垠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可以这样说，辽宁、吉林等地的大项目并不是国家给的，而是他们自己在之前都做了一些项目储备，再赶上国家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政策的这个机会，国家就把之前准备的项目审批了。而黑龙江的情况是没有主动准备项目，‘等、靠、要’的思想在当时还比较严重。”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没有项目储备，自身会出问题。”盖如垠表示，“就拿前些年大庆玉米深加工项目来说，没有审批，是前些年大庆地区粮食供给不足，无法满足人畜生产生活需要，而现在大庆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了，不能批则是因为其他地方已经布局完成，不能重复投入了。”
可资佐证的是，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实施的2003年，第一批100个项目中，黑龙江和老工业最少的吉林各自抢到20多项，而辽宁获准建设的项目达52项。“前五年我们的确没有跟上步伐，发展得慢了。”曲伟说。
由于项目少、缺少好的项目，金融对黑龙江的支持也乏力，黑龙江的金融机构不愿意给黑龙江发放贷款，相反，每年都有2000亿以上的资金贷给了外省。
多要政策少要钱
粮食、能源、矿产、生态、边防，这是黑龙江在国家战略中承担的责任。黑龙江省发改委提供的资料显示，长期以来，黑龙江省原油、原粮输出占到全国六成以上，原煤占到近四成，传统优势产业比重大，企业竞争力下降，多数处于粗加工、初加工状态，精深加工水平和比重低，导致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缓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老工业基地的体制性、机制性和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进一步发展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
以取暖为例，黑龙江作为中国最寒冷的边疆地区，建筑成本要高于南方1/3，加上多修的供热管线、加厚的墙壁等，仅此一项每年就要比全国增加开支1000亿。外来投资者在南方可以干四季的活，在黑龙江只能干两季，没有政策的优惠，投资者不愿意选择黑龙江。
更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是广东和黑龙江的对比。曲伟指出，广东也曾经是产粮大省，但是现在开始“种”工厂。“我们的人均粮食产量已是广东的10倍，广东的工业增加值则是黑龙江的10倍。这样的差距，使得国家投给黑龙江的钱只能保证政府的正常运转，保发展的后劲不足。”
黑龙江省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员刘小宁表示，作为粮食大省，种粮的机会成本越来越大而为了保证粮食的安全，黑龙江的比较效益要低很多。“不能再进行普惠性的政策补贴了。黑龙江不仅要按照粮食产量进行补贴，还要把黑龙江作为老少边穷的地区一样来进行补贴。让国家的四两拨动地方的千斤。”而这四两，就是政策。
“目前的财税政策是1993年开始实施的，从时间跨度上来讲也需要改革了。”邹晓霞表示，运用金融杠杆类的政策给黑龙江，效果会比单纯给钱强很多。
盖如垠亦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事实上，政策才是命脉，“我在哈尔滨时只要求两个字——指标，因此一个江北开发就为政府财政带回来3000亿元的收入。”
国家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商品粮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对俄开放的桥头堡、枢纽站和东北亚生态天然屏障，所有的一切，难道不都蕴含着振兴的机遇吗？
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言是，国家发改委对黑龙江的支持，将在今后的十年加大。
国有企业
十年来，东北三省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工业调整改造升级，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但从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和技术投入比率两个指标来看，东北地区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利用外资
数据显示，整个东北地区在外贸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却在逆势增长，该地区FDI(外国直接投资)占全国比重已从2005年最低谷的10%增长到2012年的1/4。东北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资金洼地”效应更加明显。
东北全面振兴：新十年“政”逢其时
专访国务院原振兴东北办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
7月17日，国家发改委印发《2012年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工作进展情况和2013年工作要点》，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提供了进一步的政策引导和支持。自2003年中央提出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来，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革和转型已历时10年。
作为实施东北振兴战略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国务院原振兴东北办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笑言自己虽然退休了，但一直都拥有“东北情结”。
区域发展的“第三步棋”
作为“共和国的长子”，东北曾做出巨大贡献，而计划经济之弊，也在此浸淫甚深。振兴东北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政策上的引导和扶持自不待言，但政策的“注入”怎样转化为内生性的变革力量，确实需要考量。
在当地开展实地调研时，宋晓梧发现，当地的干部是一边自豪一边抱怨。原因显而易见，东北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问题是，在改革开放后，整个国家都在进行市场经济转轨，转轨的成本就不是全国分摊了。”宋晓梧说道。
社会保障和就业压力大，许多人才纷纷南下，大量骨干人才流失。
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以来，基于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我国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出发，对区域经济布局战略和区域经济政策作了重大调整，确立了以提高宏观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的指导思想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先后实施沿海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
“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由此提出，人们当时形象地将这一战略称之为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第三步棋’。”宋晓梧坦言。
对东北对症下药
“在确定了东北振兴这一国家战略之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连续三年，所有制结构调整成为振兴东北办进行的重点工作。”据宋晓梧介绍，那时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很低，具体表现为外商投资所占比重小，民营经济比例小，包括中央大型企业和地方国企在内的国有制企业占经济总量的大部分。
宋晓梧指出，当时中央针对东北的特殊困难和问题，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提供了许多实质性的政策支持。
振兴东北办立足东北三省当时的经济特点，量身打造了一套有特色的“对外开放政策”。与沿海地区不同的是，除外资与港澳台地区外，从2004、2005年开始，引进海外的、国内的民营经济实力对企业进行投资重组，成为振兴东北办的工作重点。
此外，当时由于国企多、下岗职工多、退休人员多，东北三省也面临着沉重的养老负担，职工养老、医疗以及就业问题突出。个别地区，例如抚顺，国企下岗分流的压力非常大。而事实上，先于东北振兴战略，国家于2001年已经在东北进行社会保险体系建设试点。
国家还率先在东北进行试点的增值税转型政策，由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如此一来，原材料采购通过进项抵扣，为企业减轻了负担。随着支持力度不断加码，以国有企业改组改制为重点的体制机制创新取得进展，绝大多数国有企业扭亏为盈，摆脱了困境。率先在东北开展的采煤沉陷区治理和棚户区改造等“民心工程”进展顺利，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稳步推进。
资源城市转型难题
在当时，除了资金，制约东北发展的另一个要素是资源。经过数十年的发掘，东北面临的严峻问题，是资源逐渐枯竭的现实。
“全国都有资源枯竭城市这种情况，东北最典型。”宋晓梧坦言，东北地区的资源型城市非常集中，由于东北解放早，开发早，开发力度大，许多城市出现了“因矿兴市、矿竭城衰”的问题。
“资源型城市转型自阜新始。”宋晓梧坦言，2001年，国务院确定辽宁省阜新市为唯一的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自此拉开了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序幕。
宋晓梧认为，“资源型城市的问题不解决，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也难以实现”。因此将资源型城市转型视为振兴工作的重中之重。2005年，振兴东北办继阜新之后将伊春等5个城市列为试点，并组织编制试点规划，探索资源型城市转型道路。
2006年被纳入的内蒙古东部五盟市(即蒙东地区，包括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和锡林郭勒盟)，一方面为东北经济圈补充了资源，另一方面也为产能对接做出了贡献。
以锡林郭勒为例，当地的白音华煤矿亟待开采，而牧民对于采煤既无经验也无技术力量。而当时辽宁的抚顺、阜新两大煤矿，煤矿资源已经枯竭，但仍保留有职工队伍和技术力量。两方就产能协调和资源对接方面已经合作得非常密切。
面向新十年
“城市转型见成绩，装备制造业振兴见成效。”回顾这十年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取得的成绩，宋晓梧如是说。
经过多年的产业改造升级，包括数控机床、大型炼油和乙烯成套设备、大型冶金设备、大型发电设备、超特高压输变电设备、大型船舶设备、大型轨道交通设备、汽车和航空航天装备在内的许多制造业走出了国门。
另一个让宋晓梧引以为豪的工作，是东北地区“四个基地、一个屏障”设想的实施。2007年，国家发改委、振兴东北办组织编制的《东北地区振兴规划》提出，将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成为国家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原材料基地、技术创新基地和重要商品粮基地，同时建成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区。
就未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思路，宋晓梧认为，老工业基地振兴是世界性的难题，应当把握“十二五”规划机遇，重要的是“结合实施东北振兴战略十周年，立足于东北地区的基本情况，制定新十年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政策文件”。
作为抗美援朝的大后方，东北的发动机从未停歇。“一五”时期，由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中，有50多个落户东北三省，承载着中国“大工业”梦想的哈电集团、一重、一汽、沈飞、东重，坚实地走进了东北人的生活。
东北人自豪：他们创造了东北工业的繁荣，也成就了东北农业的辉煌。
然而转眼间，一个灿烂的时代过去，曾经立在潮头的东北三省落后了。1978年以来的20多年间，东北三省工业总产值在全国所占份额一路下跌，工业在全国的排序不断后移。
上世纪9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矛盾显现，大批职工下岗失业。体制性的矛盾，再加上思想的保守，使得以辽宁为代表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出现引起多方关注的“东北现象”。
“东北振兴的工作一直牵挂着中央领导的心。”国务院原振兴东北办副主任宋晓梧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面对这种落后的局面，一场酝酿已久的变革再次将东北推向了历史的前台。
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正式印发，标志着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启动实施。随后，东北地区各省市振兴规划相继出台。已经成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东北三省，踌躇满志，开始了一次新的跨越。
此后的十年，吉林、辽宁、黑龙江和2006年被纳入的内蒙古东部五盟市(即蒙东地区)共同打造东北经济圈，顺势而为，促进区域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
十年来，“工业老兵”辽宁浴火重生，“共和国的装备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衰落、阵痛之后，令全世界的竞争对手们刮目相看，但它们的创新并不能短期奏效，利润水平低、缺乏国产品牌，各个层面的创新与调整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十年来，工业农业一肩挑的吉林，创造了国企改制的“吉林模式”和“吉林速度”，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让吉林闯进了国际的视野，但如何破解现代农业、工业、服务业之间的矛盾，如何扶持民营经济，城市发展如何打破资源消耗模式将是吉林接下来亟待解决的问题；
十年来，为祖国输出了大量的原油、原木、原粮、原煤的黑龙江，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时期，各方面水平均有提高，企业与地方合作，为城市发展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但黑龙江传统优势产业比重大，企业竞争力下降，精深加工水平和比重低，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缓慢；
蒙东地区纳入东北振兴规划五年来，在主导产业培育、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社会建设、开放合作等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有力举措，经济社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但该地区基础较为薄弱，目前加快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体制性、机制性、结构性问题。
有评论认为，东北振兴，不仅仅是老工业基地的新生，更是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振兴东北一词的内涵，在经过十年的积淀和发展之后，在如今新的经济形势下显得格外厚重。
2013年，时逢国家实施振兴东北战略十周年，“东北”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7月8日，国务院作出决定，对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组成人员作出调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担任小组组长，组内成员也大多由各部委领导组成。
7月17日，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印发2012年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工作进展情况和2013年工作要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整个东北老工业基地2013年工作作出部署。在本次《通知》中，针对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的产业发展和转型格外重视，发改委表示将全面推动老工业城市及老工业区调整改造。
《中国经济周刊》从国家发改委东北振兴司了解到，振兴东北计划将出新政策，目前东北各省区已经达成环保、交通、农业、旅游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协议。
辽宁“工业老兵”新生：国外竞争对手从不屑到敬畏
这里，是李志英最爱走的北二路。空闲的时候，他喜欢开车沿着这条路缓缓行进，从东头到西头，边走边回味这条街十年来的变化。
李志英是沈阳市铁西区发改局局长，每当他身处北二路，这条街道的前世今生便会在他的脑海里翻腾，已经天命之年的他还是会因此激情难抑。
北二路是沈阳市铁西区一条赫赫有名的街道，曾经有37个大型国有企业坐落在这条街道两旁，它们共同创造了共和国工业史上350个第一，堪称中国工业的发源地。十年来，在辽宁发生的所有故事，也都要从这条有100多年历史的马路说起。
“排头兵”突然就老了
上世纪90年代之前，北二路的故事是一个辉煌的故事：机床一厂、机床三厂、锅炉总厂、有色冶金总厂、汽车齿轮厂等十几家超大规模企业聚集于此。
它们在我国工业还是一穷二白的时候，创造了众多的“第一”：我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艘万吨巨轮、第一台组合机床、第一辆内燃机等等，辽宁也因此被誉为“共和国装备部”，成为中国工业的“排头兵”。
北二路所在的沈阳市铁西区更是中国工业绕不开的神话。当时，在装备制造业圈子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全国看东北，东北看沈阳，沈阳看铁西。”这里曾经是中国规模最大、密集度最高的重工业和装备制造业基地，号称“东方鲁尔”。
然而，上世纪90年代之后，北二路的故事变成了一个酸楚的故事：这些曾为中国工业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企业因为种种原因深陷泥潭，大部分企业或破产，或关门，没有一家盈利。
香港一家媒体曾以《下岗之城愁满容》为题，整版报道了沈阳铁西千余家国企95%亏损，30万产业工人13万人下岗待业。
“1996年11月，在一次大会上，到会者每人发了一根香肠以示安慰后，生产出我国第一台拖拉机的大型国有企业——沈阳拖拉机厂就这样宣布破产了。”李志英当时是铁西区经济发展局局长，与这些企业接触较多，见证了当时惨淡的景况，他向《中国经济周刊》回忆，“那时候，整条街道流行着这么一句话：洗手没有肥皂，干活没有手套，什么时候发工资不知道。”
悲观、无助、失望、焦虑的情绪从沈阳铁西弥漫开来，当年的“排头兵”仿佛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不堪重负的“老兵”。
为何工业基础优势如此明显的辽宁会走进发展的死胡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迟缓，旧体制的影响根深蒂固，人们对改革的理解不深刻等，导致老工业基地逐渐失去竞争力，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差距逐渐拉大。”李志英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
李志英用一个形象的对比来解释辽宁落后的原因：“在国家政策面前，南方看到‘绿灯’使劲跑，看到‘黄灯’抓紧跑，看到‘红灯’迂回跑，经济始终处于发展的状态之中。而辽宁呢？看到‘绿灯’跑得慢，看到‘红灯’停得快，屡次错过发展机遇，几个回合下来，就被南方远远落下了。”
当辉煌不再，辽宁这个“工业老兵”，正站在起伏摇晃的甲板上等待救援：要么慢慢等死，要么涅槃重生。
铁西阵痛中重生
2003年10月，在铁西区已经是一潭死水的时候，国家启动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为铁西区这个百病缠身而又没有腾挪空间的工业巨人撕开了突破体制束缚的口子。
为了让铁西区尽快走出困境，沈阳市成立铁西工业区改造办公室(下称“铁改办”)。“开始的时候，大家对铁西区的现状是一筹莫展，唯一的共识是，铁西区改造不能再走以往的路子，需要全面创新来进行突破。而突破的焦点就是解决‘人往何处去、钱从哪里来’的难题。”现任铁西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任铁西区工业改造指挥部副总指挥的王振中2009年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之后，沈阳市政府为铁西区谋划了一个“东搬西建”的总体改造方案，把部分老企业从铁西区搬到经济技术开发区，利用市区与郊区形成的地价差获得资金，帮助老企业安置职工、转换机制、改造技术。
但是这个方案在实施当初受到了不少质疑和反对：“树挪死，人挪能活吗？况且是数千人的大厂？！”
最难的问题在于，当时这些国企都归机械工业部直接管理，沈阳市委并没有管理权限，论级别，很多国企负责人比大部分改造办公室负责人的行政级别要高得多，沈阳市委的这个方案几乎没有执行的可能性。
直到中央批准辽宁省委的申请，把这些国企的管理权限下放到市委，方案的实施才见到转机。
事实证明，这个方案可以说是让那些将死的企业脱胎换骨的关键所在。以沈阳农机工业总公司为例，仅地价差这一项，该公司就拿到了2.4亿元，其中8000万元用来还清欠职工的钱，5000万元完成了职工并轨，其余的1.1亿搞厂房建设、技术改造。
除了搬迁企业，辽宁省经贸委联合省国资委成立了国企改革办公室，这个部门的主要职能是，通过破产重组一些企业，提高竞争力。
李志英说：“那些可以改造升级的通过联合重组，组成一个新的企业；那些没有发展前景的就破产处理。”2004年前后，沈阳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沈鼓集团”)与沈阳水泵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气体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战略重组，成立新沈鼓集团；沈阳重型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沈阳矿山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并重组成立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北方重工”)；沈阳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被中国变压器行业首家上市公司——新疆特变电工成功重组并购。
深刻的变革让铁西区阵痛中获得了新生。10年前，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沈阳机床”，000410.SZ)销售收入只有20亿元，10年后，该数字已达200多亿；北方重工的销售收入10年也增长近10倍。铁西区2002年财政收入不到4亿，2012年则已过百亿。
2007年，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振兴东北办授予“铁西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暨装备制造业发展示范区”称号。
铁西的成功经验逐渐被辽宁其他老工业区复制和借鉴。辽宁省振兴办主任刘强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这是铁西区探索出来的一条路，之前并没有成功的案例可借鉴，铁西是振兴十年来，辽宁体制机制创新的缩影，也可以说是辽宁十年振兴最宝贵的经验。”
现在，行走在北二路，颓圮的灰霾早已散去，车水马龙的商业街开始讲述新的故事。
秉承制造业的纯粹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这十年的增长数字算不上奇迹，然而，辽宁振兴真正的光荣并不在于数字，而是数字背后的意义。
沈鼓集团董事长苏永强告诉记者，对于这些年来的变化，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外国人对辽宁企业态度的变化。“10年前，国外的装备制造企业对我们是‘不屑’；5年前，改革振兴初见成效的时候，我们开始感受到他们的‘尊敬’；今天，他们已经把我们当成可以同台竞技的对手”，是“敬畏”。
“我们的企业都是在装备制造业领域苦苦打拼的‘老黄牛’，虽然核心技术突破很难，但是一旦有所突破，对于国家来说，意义空前。”刘强说。东北振兴战略实施十年来，正是这些“老黄牛”通过自己研发的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
盾构机是专门用于隧道挖掘和地铁建设的一种大型设备，但是一直以来，我国没有生产盾构机的能力。无论什么工程，只要需要盾构机，就必须依靠进口。
2004年，北方重工通过与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生产盾构机的权威企业技术合作，迅速掌握了世界顶级的盾构机生产技术，先后为武汉长江隧道、青海的饮水工程提供了我国自己生产的盾构机。
“咱们自己的盾构机出来以后，国外的盾构机就不敢要价那么高了。之前国外生产的一台盾构机要7000万元人民币，现在他们的价格就降了一半多。”李志英说，以前机器的维修配件都需要进口，进口一个零件，光报关就得3个多月。自从有了国产盾构机，在家门口就可以解决问题。
沈鼓集团研制生产的64万吨的裂解气压缩机组，也将国外产品打回原形。“国外公司都吓坏了，因为这是顶级技术。”苏永强说，而且沈鼓集团一个机组的价格为7000万元，低于进口一半以上，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资金。
“今天，在大家纷纷热衷于寻找‘钱生钱’的门路时，辽宁却一如既往地秉承了制造业的纯粹，这是辽宁独有的价值，也是对辽宁振兴十年来所得所获的最好注解。”望着办公室窗外的厂房，李志英感慨道。
高速增长十年之后，装备制造业仍然是辽宁省的第一支柱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1.8%。
“尽管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国内装备制造业发展面临利润水平低、创新能力弱、缺乏国产品牌等一系列问题。这种创新并不是短期内就能奏效的，各个层面的创新与调整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刘强指出。
用十年时间，辽宁重新找回了昔日的光荣和骄傲。刘强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国家发改委正在组织研究东北振兴新十年的政策文件，“前十年的振兴政策导向主要是解决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以解决困难为主，新十年的振兴要以促进转型升级为主。”
数读东北振兴十年
2004—2008年，东北三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均保持在30%以上，且大大高于全国增速。实施振兴战略以来，东北三省的投资环境有所改善、政策效应开始显现、招商引资吸引力增强，东北吸引国内外投资的洼地效应正在显现。2008年，辽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破万亿，此后几年，该项数据始终大于黑龙江和吉林的总和。2009—2012年，东北三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减弱，在2011年仅为6.24%，2012年回升至26.34%。
吉林血气方刚：吉林速度与长吉图勃兴
许多老一辈的吉林人，比年轻人更能说明白坐“过山车”的感受。一起，一落，大半生已过。
如今，他们清楚地记得，当年，吉林姑娘要找对象，对方在国企上班是最理想的标准。他们也会感叹，当年在不同老国企之间随意的工作选择，使得各自命运殊途。
罗昭强是幸运的。1990年，19岁的他被分配到长春客车厂。在这个生产全国近一半客车的老国企中，领着每月60块的工资，罗昭强最大的梦想，是工资能涨到100块。
彼时，罗昭强的生活，与长春拖拉机厂、缝纫机厂、柴油机厂，甚至汽车厂(一汽)等众多吉林国企的年轻工人一样，安稳而平静。
然而，他没有想到，仅仅5年之后，工厂的“铁饭碗”就被打破。生活节奏骤然紧张的罗昭强，嗅到了大改革的气息：与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同步，长春客车厂在全国率先宣布停止生产部分产品，开始进入日后难以想象的整体升级换代时期。
国企改制创造吉林神速
2002年，东北振兴战略诞生“前夜”，长春客车厂完成股份制改造，化身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长客股份”)，成为中国北车集团的中坚力量。
这一年，作为吉林工业标志的长春一汽，完成了“天一重组”，与丰田公司开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跨国合作。典型“大而全”模式的老国企一汽，迈出了脱胎换骨的第一步。同年，一汽员工人均年工资提高了近30个百分点。
然而，接下来的2003年，寒流来袭。订单骤减的长客股份，陷入全员放假的尴尬境遇。每月360块钱，是罗昭强的全部工资收入，3个月上一次班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多。不少“挺不住”的工人，纷纷离开，自谋出路。
暴风骤雨般的国企改制席卷吉林。许多人不相信，下班时如开闸放水般涌出数千工人的工厂大门，突然变得冷清。
2003年10月，东北振兴战略启动实施。到2005年底，吉林省用一年时间完成了816户、涉及百万人的重点国有工业企业改制任务，在东北率先完成国企攻坚，实现振兴的微观经济基础就此奠定。这不仅创造了国企改制的“吉林模式”，也创下了“神速”。
坚守到底的罗昭强，至今庆幸自己的选择。随着我国铁路大提速和高包车订单的到来，长客股份疾速反弹。短短几年，现任常客股份首席操作师的罗昭强，已体验到另一种“神速”：从时速250公里到时速380公里，吉林制造开始不断刷新中国高速动车组的最高速度。
国家项目“别人不敢接”
十年间，东北三省经济增长速度始终位于全国前列，而吉林省是东北三省中增长最快的省份。吉林的财政收入十年增长9倍，工业利润增长了近12倍。
与工业的高速增长相应，作为农业大省，吉林还实现了粮食生产九连增、玉米单产十连增；全省外贸进出口额也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
但一路疾行，吉林却并不轻松。如今，全省经济总量仍在全国第22位徘徊。“盘子太小”，吉林选择用规模增量带动质量提升、结构优化。
在吉林的一些专家看来，如曾经开创民族汽车工业、现今突破中国高铁事业一样，越是最难做的事情，越要交给老工业基地来做。因为往往类似这样的国家层级项目，“别人都不敢接”。
重压之下，要么垮掉，要么壮大自己。十年来，吉林以实际行动乘势而上，也催生了吉林工业众多的“国家形象”。
今年4月，一汽集团红旗品牌以全系车型阵容，在上海车展亮相，上演“红旗归来”。中国汽车工业黄金十年渐远，国内自主品牌仍无人敢做领衔。而谋求三线布局的一汽集团，已把战略重心倾斜到自主品牌的再次突围上。
作为新中国地铁工业摇篮的长客股份，如今已在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打开市场，出口产品数量在全国同行业尚无人及。现在，围绕长客股份，新的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产业园区已在长春铺开，世界上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的专业化高速动车组制造基地坐落其中。
同样在国际上刮起中国风的，还有吉林的农产品加工业。2003年以来，吉林农产品加工业以爆发增长之势，超过石油化工业，成为吉林省第二大支柱产业。大成、德大等一批新贵的技术能力，从国家队升至国际队，成为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的新锐代表。
吉林多年积淀的产业、技术、人才优势，与吉林人对大工业基地的感情与文化积淀，都成为重振旗鼓的力量。
资源型城市“乾坤大挪移”
掀起国企改制风暴、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推动棚户区改造、突出发展民营经济、打开对外开放大门、激活县域经济……从城市进入到广大县域，振兴的视线几乎触及吉林的每一个人，新旧交替的痕迹如此鲜明。
尤其对于因资源而兴、又因资源而衰落的小城来说，浴火重生般的转型再造之路，更是惊心动魄。
200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中，全国失业率最高的县区都集中在东北，如辽源、阜新、抚顺，都是资源型城市，失业比率最高的又大多是煤矿工人。
吉林辽源在原煤产量最高时，曾经占全国总产量的4%。但与东北许多默默无闻的小城一样，倾囊而出所导致的“体力透支”，让辽源迅速陷入资源枯竭、产业不兴、经济停滞的困顿中。
2005年，辽源被确定为全国5个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城市之一。产业重塑、城市功能重塑、生态环境重塑，辽源人仿佛做了一场悠长而轰轰烈烈的梦，醒来恍若隔世。此前，煤炭采掘业占辽源工业总产值最高曾达80%以上，至2012年，辽源接续产业反而占到工业总产值的近80%，完成了“乾坤大挪移”。
如今的辽源，矿山已化身区域中心城市，煤矿塌陷区摇身变为矿山湿地公园，享有中国梅花鹿之乡、中国琵琶之乡，中国农民画之乡美誉的辽源，正在打造国内第三个云计算中心，辐射推动东北地区的“数字城市”建设。
从长吉图瞄准国际市场
辽源的转型虽然成功，但不能简单复制，更多城市正在等待新的机遇。
最早由一批吉林学者推动，经过20年筹划，2009年8月30日，《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复，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下称“长吉图”)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迄今唯一一个国家批准实施的沿边开发开放区域。
国务院指出，图们江区域是中国参与东北亚地区合作的重要平台，以吉林省为主体的图们江区域，在我国沿边开放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加快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是新时期我国提升沿边开放水平、促进边疆繁荣稳定的重大举措。
吉林省明确了长吉图在未来所扮演的角色：我国沿边开发开放的重要区域、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门户、东北亚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平台、东北地区新的重要增长极。
“长吉图”究竟能为吉林带来什么？答案也许就在这三个字中。从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到如今长春、吉林的整体开放，吉林老工业基地的核心城市已经开启新一轮的大开发进程。有专家认为，抓住这次国家战略的开发机遇，吉林将最大限度地发掘出既有及潜在的优势，成为在优势、功能及特色上都独一无二的吉林。
吉林所瞄准的，不光是东北，也不仅是东北亚，实际上是整个国际市场。吉林将可能以东北全面振兴的“旗手”角色，展示中国融入国际发展大潮的新姿态。
未来十年，吉林老工业基地并没有老，相反，正血气方刚。
财政收入
2003—2007年，东北三省财政收入稳定增加，但增速仍低于国家水平。2008年以来，随着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积极转变，结构性矛盾逐步缓解，经济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因为经济外向度较低，所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相对较弱，东北地区全年经济增长依然基本保持了实施振兴战略以来较快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
2008—2012年，东北三省的财政收入增长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高出几个百分点。
2011年甚至比国家财政收入高出近8个百分点
进出口贸易额
十年来，东北三省进出口贸易总额同比大幅度增长，但相对于全国而言，增速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进出口贸易总量较小，仅占全国的4%，不及广东省的1/6.
黑龙江回归黑土地：多要政策少要钱瞄准新十年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最初设计的具体目标主要有两个：第一，整个东北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重由降转升。第二，人均收入达到沿海地区平均水平。
然而，参照这两个标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目标在十年后没能实现。
黑龙江省社科院原院长曲伟用数据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排除掉落在最后的黑龙江，上述两个目标才可以说实现了。
然而，作为中国“原”字号产品重要保障的黑龙江，不可能被排除在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地区之外。
近5年来，黑龙江迎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好时期，“农民收入由全国平均水平到上游水平，高等级公路由全国下游水平上升到上游水平，保障房建设、棚户区改造在全国上升到第10位，对外贸易达到全国中游水平。”曲伟表示，但是，黑龙江经济总量的弱化，基本上“没有改变每4到5年经济总量在全国后退1位的状态”。
这个为共和国输出了大量的原油、原木、原粮、原煤的省份到底怎么了？
黑龙江成政策受惠最少地区？
蓝天、湿地、绿树、高楼、宽敞的街道、清新的空气，如果不是随处可见的“磕头机”，记者很难想象这里是曾经一片盐碱地的大庆。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是这个1979年才正式成立市政府的城市的最大特点，但是现在，相隔几十公里的各个区被绿化和日渐拔地而起的高楼连接成一个开阔而崭新的城市了。
谁都无法否认，这里的改变，离不开大庆油田——这个每年利润总额始终保持在中石油60%左右、现金流贡献保持在中石油80%左右、对黑龙江当地的贡献达到70%左右的企业。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十年来，是大庆地企关系最好的时期。”大庆市发改委副主任邹晓霞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地企关系的协调发展成就了大庆的发展史，改造绿地、植树造林、参与民生工程。“近三年来，大庆油田民生投资就超过500亿元，其中直接投资就达220多亿元。”大庆油田总经理王永春说。
但在邹晓霞眼里，仍有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也可以这样说，大庆并没有得到多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政策的优惠。”邹晓霞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由于城市的特殊性，石油经济占大庆全市经济的比重达46%，地方财政收入的40%以上来源于石油经济，接替产业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大多与石油经济关联度强。同时，中直石油石化企业自主经营权有限，融入地方经济困难较多。受目前的分税制度影响，央企对地方财政增长的贡献有限。政策支持力度不够。
邹晓霞讲述了一个细节：“去年国家发改委组织中资咨询机构40多人到大庆看了11个项目，很遗憾，没有一个项目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有关。大庆最有优势的是石油，但是没有使用优势，炼油能力空闲。玉米深加工项目坚决不让上，我们只能卖原粮，如今，因为禽流感南方深加工企业拒收而堆积的玉米没办法进行深加工。”
而放眼全省，黑龙江省发改委提供的数字显示：十年来，黑龙江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11.8%，地区生产总值增长2.2倍，地方财政收入增长5.99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1.57倍和2.2倍。
这些显然不够，“和自己纵向比进步不少，和兄弟省横向比，差距增大”。在曲伟的记忆里，1978年，黑龙江GDP在全国排第8位，2012年是第16位。而2011年还在黑龙江后面的四川省，一年时间其经济总量就超过黑龙江800多亿跃升到第9位，黑龙江职工人均工资现在全国排第31位，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人口增长缓慢，以及“每年流失的人才就达1万人左右”。
工业增加值下降最多，从2003年的第13位下降到第19位。铁路建设滞后，十年间黑龙江高铁新增80公里，同期全国增加9000公里；新增铁路支线600公里，全国新增则是25000公里，“这部分的欠账就是几百亿上千亿。”
黑龙江之前没做好准备
一个共同的认识是，资源枯竭和原主导产业失去优势是东北乃至黑龙江衰落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其他地区实施种种优惠政策的同时，对东北的发展缺少政策性优惠。但也有不同的看法。
“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不是国家对黑龙江不支持，而是我们自己没有准备好。”曾主政大庆和哈尔滨的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盖如垠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可以这样说，辽宁、吉林等地的大项目并不是国家给的，而是他们自己在之前都做了一些项目储备，再赶上国家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政策的这个机会，国家就把之前准备的项目审批了。而黑龙江的情况是没有主动准备项目，‘等、靠、要’的思想在当时还比较严重。”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没有项目储备，自身会出问题。”盖如垠表示，“就拿前些年大庆玉米深加工项目来说，没有审批，是前些年大庆地区粮食供给不足，无法满足人畜生产生活需要，而现在大庆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了，不能批则是因为其他地方已经布局完成，不能重复投入了。”
可资佐证的是，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实施的2003年，第一批100个项目中，黑龙江和老工业最少的吉林各自抢到20多项，而辽宁获准建设的项目达52项。“前五年我们的确没有跟上步伐，发展得慢了。”曲伟说。
由于项目少、缺少好的项目，金融对黑龙江的支持也乏力，黑龙江的金融机构不愿意给黑龙江发放贷款，相反，每年都有2000亿以上的资金贷给了外省。
多要政策少要钱
粮食、能源、矿产、生态、边防，这是黑龙江在国家战略中承担的责任。黑龙江省发改委提供的资料显示，长期以来，黑龙江省原油、原粮输出占到全国六成以上，原煤占到近四成，传统优势产业比重大，企业竞争力下降，多数处于粗加工、初加工状态，精深加工水平和比重低，导致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缓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老工业基地的体制性、机制性和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进一步发展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
以取暖为例，黑龙江作为中国最寒冷的边疆地区，建筑成本要高于南方1/3，加上多修的供热管线、加厚的墙壁等，仅此一项每年就要比全国增加开支1000亿。外来投资者在南方可以干四季的活，在黑龙江只能干两季，没有政策的优惠，投资者不愿意选择黑龙江。
更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是广东和黑龙江的对比。曲伟指出，广东也曾经是产粮大省，但是现在开始“种”工厂。“我们的人均粮食产量已是广东的10倍，广东的工业增加值则是黑龙江的10倍。这样的差距，使得国家投给黑龙江的钱只能保证政府的正常运转，保发展的后劲不足。”
黑龙江省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员刘小宁表示，作为粮食大省，种粮的机会成本越来越大而为了保证粮食的安全，黑龙江的比较效益要低很多。“不能再进行普惠性的政策补贴了。黑龙江不仅要按照粮食产量进行补贴，还要把黑龙江作为老少边穷的地区一样来进行补贴。让国家的四两拨动地方的千斤。”而这四两，就是政策。
“目前的财税政策是1993年开始实施的，从时间跨度上来讲也需要改革了。”邹晓霞表示，运用金融杠杆类的政策给黑龙江，效果会比单纯给钱强很多。
盖如垠亦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事实上，政策才是命脉，“我在哈尔滨时只要求两个字——指标，因此一个江北开发就为政府财政带回来3000亿元的收入。”
国家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商品粮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对俄开放的桥头堡、枢纽站和东北亚生态天然屏障，所有的一切，难道不都蕴含着振兴的机遇吗？
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言是，国家发改委对黑龙江的支持，将在今后的十年加大。
国有企业
十年来，东北三省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工业调整改造升级，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但从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和技术投入比率两个指标来看，东北地区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利用外资
数据显示，整个东北地区在外贸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却在逆势增长，该地区FDI(外国直接投资)占全国比重已从2005年最低谷的10%增长到2012年的1/4。东北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资金洼地”效应更加明显。
东北全面振兴：新十年“政”逢其时
专访国务院原振兴东北办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
7月17日，国家发改委印发《2012年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工作进展情况和2013年工作要点》，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提供了进一步的政策引导和支持。自2003年中央提出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来，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革和转型已历时10年。
作为实施东北振兴战略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国务院原振兴东北办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笑言自己虽然退休了，但一直都拥有“东北情结”。
区域发展的“第三步棋”
作为“共和国的长子”，东北曾做出巨大贡献，而计划经济之弊，也在此浸淫甚深。振兴东北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政策上的引导和扶持自不待言，但政策的“注入”怎样转化为内生性的变革力量，确实需要考量。
在当地开展实地调研时，宋晓梧发现，当地的干部是一边自豪一边抱怨。原因显而易见，东北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问题是，在改革开放后，整个国家都在进行市场经济转轨，转轨的成本就不是全国分摊了。”宋晓梧说道。
社会保障和就业压力大，许多人才纷纷南下，大量骨干人才流失。
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以来，基于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我国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出发，对区域经济布局战略和区域经济政策作了重大调整，确立了以提高宏观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的指导思想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先后实施沿海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
“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由此提出，人们当时形象地将这一战略称之为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第三步棋’。”宋晓梧坦言。
对东北对症下药
“在确定了东北振兴这一国家战略之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连续三年，所有制结构调整成为振兴东北办进行的重点工作。”据宋晓梧介绍，那时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很低，具体表现为外商投资所占比重小，民营经济比例小，包括中央大型企业和地方国企在内的国有制企业占经济总量的大部分。
宋晓梧指出，当时中央针对东北的特殊困难和问题，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提供了许多实质性的政策支持。
振兴东北办立足东北三省当时的经济特点，量身打造了一套有特色的“对外开放政策”。与沿海地区不同的是，除外资与港澳台地区外，从2004、2005年开始，引进海外的、国内的民营经济实力对企业进行投资重组，成为振兴东北办的工作重点。
此外，当时由于国企多、下岗职工多、退休人员多，东北三省也面临着沉重的养老负担，职工养老、医疗以及就业问题突出。个别地区，例如抚顺，国企下岗分流的压力非常大。而事实上，先于东北振兴战略，国家于2001年已经在东北进行社会保险体系建设试点。
国家还率先在东北进行试点的增值税转型政策，由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如此一来，原材料采购通过进项抵扣，为企业减轻了负担。随着支持力度不断加码，以国有企业改组改制为重点的体制机制创新取得进展，绝大多数国有企业扭亏为盈，摆脱了困境。率先在东北开展的采煤沉陷区治理和棚户区改造等“民心工程”进展顺利，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稳步推进。
资源城市转型难题
在当时，除了资金，制约东北发展的另一个要素是资源。经过数十年的发掘，东北面临的严峻问题，是资源逐渐枯竭的现实。
“全国都有资源枯竭城市这种情况，东北最典型。”宋晓梧坦言，东北地区的资源型城市非常集中，由于东北解放早，开发早，开发力度大，许多城市出现了“因矿兴市、矿竭城衰”的问题。
“资源型城市转型自阜新始。”宋晓梧坦言，2001年，国务院确定辽宁省阜新市为唯一的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自此拉开了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序幕。
宋晓梧认为，“资源型城市的问题不解决，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也难以实现”。因此将资源型城市转型视为振兴工作的重中之重。2005年，振兴东北办继阜新之后将伊春等5个城市列为试点，并组织编制试点规划，探索资源型城市转型道路。
2006年被纳入的内蒙古东部五盟市(即蒙东地区，包括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和锡林郭勒盟)，一方面为东北经济圈补充了资源，另一方面也为产能对接做出了贡献。
以锡林郭勒为例，当地的白音华煤矿亟待开采，而牧民对于采煤既无经验也无技术力量。而当时辽宁的抚顺、阜新两大煤矿，煤矿资源已经枯竭，但仍保留有职工队伍和技术力量。两方就产能协调和资源对接方面已经合作得非常密切。
面向新十年
“城市转型见成绩，装备制造业振兴见成效。”回顾这十年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取得的成绩，宋晓梧如是说。
经过多年的产业改造升级，包括数控机床、大型炼油和乙烯成套设备、大型冶金设备、大型发电设备、超特高压输变电设备、大型船舶设备、大型轨道交通设备、汽车和航空航天装备在内的许多制造业走出了国门。
另一个让宋晓梧引以为豪的工作，是东北地区“四个基地、一个屏障”设想的实施。2007年，国家发改委、振兴东北办组织编制的《东北地区振兴规划》提出，将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成为国家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原材料基地、技术创新基地和重要商品粮基地，同时建成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区。
就未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思路，宋晓梧认为，老工业基地振兴是世界性的难题，应当把握“十二五”规划机遇，重要的是“结合实施东北振兴战略十周年，立足于东北地区的基本情况，制定新十年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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